客观地说，效能建设搞了好几年，有运动型的“效能建设年”，有经常化的效能监察，成效也取得不少，但总体上仍不尽如人意，问题不少。一是认识狭隘。认为效能建设是党委和纪委的事情，抓效能建设本身就是工作负担，使机关变得不效能；认为当前腐败现象积重难返，靠效能建设解决不了问题；二是责任模糊。推行效能建设的实施办法多是照抄、照搬；责任不明确，责任范围不具体，更谈不上量化；追究不认真，或难以操作；三是措施乏力。效能建设流于形式；四是考评不科学。包括考评内容、制度不配套，缺乏内在驱动力；制度实施缺乏检查督促，制度的好坏、制度的落实流于形式；考评效果差，各单位干多干少一个样，甚至多干的比不过少干的。等等问题，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因素，但归根结底在于效能建设本身的制度存在问题。

效能建设的制度完善必须针对行政效能的内容。总体上，行政效能建设可以从硬件、软件两方面着手。一是硬件。包括组织、职责、程序、措施与资源；二是软件，即行政人，或者说是工作人员及其行政行为。目前的效能建设的制度，特别是考评制度，没有从这两方面综合考虑，显然是不合理的。如组织、职责、资源的硬件配置与行政人的软件配置不适应，职能任务与措施的不适应，本身使机关处于一种执行不能的境地。客观上只会使行政机关处于应付，追求形式上的组织机构到位、方案到位、制度到位、“检查”到位，实质上的工作效果明显缺乏效能。

从效能建设的实际要求出发，制度建设必须做到软硬件相配套，形成整体配置效益。

首先，要针对行政主体的多样性和行政行为的复杂性，在法律法规、规章的基础上，通过部门规范性文件来明确和规范单位的职责、程序、权力和资源(含人力资源)配置。严格说，党委、政府有职责做到这一点，因为具有在部门间进行硬件、软件配置的权力。在目前的情况下，部门、系统也只有勉为其难，但效果肯定会打折扣。因为部门的资源配置权极其有限。

其次，要明确价值取向。质量与效率共提高只是一种愿望，在两者矛盾时，是以效率为首，还是质量为首，这是价值取向。本人认为质量优先应作为首要价值取向。一则体现眼前与长远的正确关系；二则，行政行为往往是依法行使的，有严格的程序规定，而该程序设计本身已经过科学的论证，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一旦违反该程序，意味着制度的权威被打破。当然也不能绝对化，应允许紧急情况下的例外，否则行政过程过于缓慢。

再次，要强化督查。考核只是督查的其中一个重点，督查还包括日常督促检查，发现问题后的督促改进，对责任人的处理监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