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挺起腰杆，安全方有保障

进入“安全生产月”以来，连续发生的数起重大安全事故，引起全社会的震惊和关注。近日，国家安监总局发言人黄毅在接受央视专访时，谈到安全执法的困境，称事故背后多有腐败，并透露国务院近期部署的安全生产大检查，将以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确保不走形式，不走过场。

每起安全事故都是一出悲剧，但更大的社会悲剧莫过于同类型的事故反复发生。任何个案悲剧，如果藏纳背后的普遍性病灶没有被发掘出来，其教训就不可能被后人真正吸取，悲剧重复发生的逻辑根由就难以被彻底铲除。例如大连石化，在2010年7月16日发生爆炸事故之后，为何还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刷新事故发生的记录？对于一年三烧、四年六烧这样的神奇现象，我们不禁要追问：每一次事故过后的责任判定与追究是否到位？为什么这一次需要挂牌督办？事故查处过程中究竟遇到了哪些阻力？

彻查也罢，零容忍也罢，指向的都是安全执法的监管力度。法治社会，生产安全既是企业的主体责任，也是政府执法的重要目标。这种安全不仅来自生产企业的诚信以及制度的可预期性，归根结底更源于政府强有力的执法保障。在确保生产安全的环环相扣的链条里，任何一个细小的环节都必须建立在严格的执法监管之上，执法者稍有懈怠便可能给企业造成有空子可钻的错误认识，最终埋伏下极大的危险空间。这决定了安全执法的艰巨性，说明执法的严格与否关系到企业对安全生产的心理预期：一次追责不严的执法，往往会产生“污染水源”一样的不良示范效果。

遗憾的是，我们常见的安全事故多属责任事故，意味着安全生产立法所确立的种种责任机制，并未扎根于生产全过程，其原因很大程度上与执法不严有关。执法的力量直接源于人们的违法行为不断受到责任追究，法律重复发挥其约束力，如此方能使安全生产成为习惯。如果不能在执法中将立法设定的责任严格落实到位，甚至容忍人情腐败因素渗入执法过程，使得责任追究只是一种“选择性执法”，那么在安全治理中突出的便是“权力主治”而非“规则至上”，造就的也必然是“守法机会主义”而非“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守”。即便辅助以暗查暗访，也很难从普遍意义上坚守住公共安全的堤坝。

重塑执法的威信，重点就是要破除责任追究不到位的障碍。事故发生后，无论是涉案企事业还是执法机关，公开表态都信誓旦旦，而具体的责任板子如何打、打到什么程度，则忌讳莫深，其中的猫腻不难揣摩。暗查中发现的一起已被查处的事故中，28位被移送司法机关的责任人只有一人入监执行，足以引起警戒。如果不能有效排除执法中地方保护主义和腐败的干扰，每一次彻查的结果随着舆论关注力的减弱，势必变得捉摸不定。责任追究下的“网开一面”，最终将削弱安全法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生产安全的保障便形同缘木求鱼。

堵住责任追究的漏洞，关键又在于对执法监管主体实施责任捆绑。无论是避免执法松懈还是防范执法徇私，都离不开执法主体自身挺直腰杆。例如在中储粮大火事故中，整个国家级储备粮库只有一个消防水池和一个给消防车加水的设备，火势最大的粮囤群周围竟然连一处有效的消防设施都没有。这样的设施标准是否合法？执法监管部门为何没有查处纠治？背后有没有执法监察失职的地方？仔细分析每一起安全事故原因，都不难找到执法失渎职的踪迹。但是在责任追究上，对这部分主体的问责要么立法上原本就“轻轻举起”，要么在执行中再度“轻轻落下”，对失职者的惩治多因缺乏跟踪监督而无果而终。

因此，法治社会还需依靠法治的手段保障公共安全。只有从频发的各种安全事故中发掘出执法失守的普遍性规律，切断暗藏在安全执法中的种种羁绊，以环环相扣的责任制实现执法“有责必究”的常态化，才能在追问悲剧中避免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