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集资案件中，适用认罪认罚在审查批捕阶段审慎适用强制措施

对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理，充分发挥刑罚的惩罚警示和教育矫治功能，鼓励和促使更多的犯罪嫌疑人认罪伏法，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抗、修复社会关系，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非法集资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有着不同的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和主观恶性，应当根据其主观故意、分工、作用等犯罪事实，审慎适用不同的强制措施。结合退赃退赔、认罪伏法以及社会危险性等因素决定是否从宽及从宽幅度，既要防止犯罪嫌疑人逃往国外、毁灭证据、同案串供、藏匿赃款，又要通过不捕、改变羁押措施等手段来分化瓦解犯罪组织，教育感化犯罪嫌疑人，从而有效缓和社会矛盾。

在审查逮捕阶段，对于非法集资的发起人、决策人和参与非法集资活动时间长、违法性认识程度高的核心人员、业务骨干，以及曾因从事非法集资活动受过法律处罚且积极参与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从严处罚，一般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

对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和辅助作用，主观恶性不深的初犯、偶犯；仅从事劳务性工作，领取固定工资，参与时间短违法性认识低的公司一般人员；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或人数刚达到入罪标准并退赔退赃的，可以酌情做出无逮捕必要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如，朝阳院办理的盛世汇海案，因该公司的销售人员多达六个层级，在审查逮捕环节，对已经及时退赔投资人损失或者退缴违法所得且自愿认罪的从犯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包括业绩较少的20余名团队经理和4名业务员以及风控部信贷经理、行政助理各1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