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与《百道判》 妻子家暴丈夫案

　　
　　判即判词，类似于今天的裁判文书，是盛唐法律遗产的重要内容。唐代对官员的法律素养要求很高，判词写作是官员的基本行政素质。吏部铨选即选拔官员时，以身言书判四项能力为主要测试内容，其中“判”就是判词写作，以文辞简练、表达准确、说理充分为基本要求。铨选时先试书判，再察身言，判文内容“文理优长”方为合格，通过后才能进入身言的考察环节。
　　唐代判词的范围较广，除司法机关的裁判文书外，还有文人学士自我欣赏制作的判词，官员参加吏部铨选应试时拟作的判词，以及候选人为准备考试而练习拟作的判词。唐代判词有两部专集传世，著名诗人白居易的《百道判》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古代君权、父权、夫权至上，男性在政治经济和家庭生活中都居于主导地位。可在《百道判》中，却出现一起妻子殴打丈夫的家暴案。
　　一天，不知因为何故，甲被妻子打得连声哀嚎就是不敢反击。邻居都看不下去了，怕出人命，“邻人告其违法”，就赶紧去报官。衙役赶到后，把甲妻抓到县衙。“县断徒三年”，县府判其三年徒刑。妻诉云：“非夫告，不伏”，甲妻不服，说我丈夫都没上告，民妇无罪。
　　白居易在判词中先讲了一番夫妻和顺家庭和睦的道理，“礼贵妻柔，则宜禁暴；罪非夫告，未可丽刑”，作为妻子，应该以柔顺为美。继而又分析甲妻突然对丈夫大打出手，应该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很有可能是丈夫犯下大错，激怒了她。但不管事情的真相是什么，那是人家两口子的家务事，县府管不着。
　　按照当时法律规定，“诸妻殴夫，徒一年；若殴伤重者，加凡斗伤三等”，妻子殴打丈夫，要判处一年徒刑；如果打成重伤，则要加重到徒刑三年。唐代普法教育应该是深入人心的，甲妻注意到了这条法律的司法解释，“须夫告，乃坐”，只有在丈夫主动告发的前提下，才能进入司法程序进行断罪。“招讼于邻，诚愧声闻于外；断徒不伏，未乖直在其中。虽昧家肥，难从县见”，既然丈夫没有报官告发妻子，那就不能定甲妻的罪。
　　白居易的这道判词，尽管依律驳回了县府的原判，但字里行间无一不以家庭关系和谐为落脚点。无论是妻殴夫，还是夫殴妻，家暴都是为法律明令禁止的。在法律只能制裁有告发的家暴、无法干预隐忍不发的家暴情况下，官府也只能以礼治的形式介入家庭生活，以填补法律的缺位。
　　白居易以诗歌闻名于世，在文学上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百道判》其实也一样，从这些为备考而作的判词中，我们可以一观唐代司法运作尤其是裁判文书写作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