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可兼得的情况下，法律应当追求形式合理性，还是实质合理性呢？

2013年中国东部某法院处理了一起简单的借款纠纷案件，案情如下：
“一审被告刘某向原告张某借款6500元钱并给对方出具书面借据一份。后来，张某将刘某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判决被告刘某还款6500元。刘某辨称已分三次归还张某4500元，因二人系朋友关系故没有让对方书写收据。张某对此予以否认，但刘某提交的一份录音显示：刘某之妻李某丽几次向张某提到6500已经归还4500元、还欠2000元，而张某当时并未对该主张予以否认。但是，一审法院判决被告支付原告6500元欠款。
被告刘某上诉至中级法院。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主审刘法官让当事人双方拿自己的祖宗三代和子孙后代发毒誓。上诉人(一审被告)毫不犹豫地按照法庭要求进行赌咒，而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始终不肯赌咒。刘法官向当事人说道：谁说谎，你们个人心里清楚，我也清楚。最后，通过刘法官私下做工作并在其建议下，本案以上诉人撤诉结案。”
证据规则的作用在于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但可能也阻碍事实真相的发现。法官通过内心确信所形成的事实真相判案，有助于实质公正的达成，但也可能导致法官的恣意妄为。那么，法官到底是应当依据证据规则判决案件，还是应当依照自己的内心确信所形成的事实真相判决案件呢？
在不可兼得的情况下，法律到底应当追求的到底是形式合理性，还是实质合理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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