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毒针扎死女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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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2010年《最高法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3条，“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因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人表示谅解的，应当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法院的判决也属有依据。

但无论怎样，以结果来反推，赔偿积极获得家属谅解而减轻量刑。有钱势的犯罪者就比钱势不足的获得家属谅解（无论是谅解的、自愿的还是被迫的）的可能性当然会大，直接结果就是有资源的罪犯活命几率大，毕竟死刑和无期可是一条命的差别。这个事实就足够残酷和可悲。

事实上，当生活或者生存环境不佳，被害人家属最终选择提供谅解书，作为无法在正义和生活现实都能予以被害人家属公道的外人，又怎好去做简单的道义指责呢？担当这个责任的最后一个主体是国家。

据了解，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英国最高可以申请到五十万英镑的救助金，日本可以申请到1000万到4000万日元的金额，而且外国人在日本有合法的签证和居住场所，也可以申请。

这项制度能给遭受刑事案件受害人的遗属实实在在的救济，同时让受害人不必过于期待从加害人那里获得赔偿，因为许多加害人穷困潦倒，即便判罚赔偿也缺乏偿还能力。从而避免受害者亲属迫于生活压力和凶手亲属达成谅解协议，而给公众造成“花钱买命”的现象。

但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国家的介入，同样也意味着国民买这个单。从当前的社会治安和国情而言，这个口子怕不能简单地开吧？家属赔偿谅解就能从轻判决，为何要被害人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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