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建议下调刑事责任年龄

近日，有代表提出，最低和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应降至十二、十四周岁。提案得到了大部分网友的支持。据笔者观察，网上的支持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理由主要有两点：
1.青少年生理、心理成熟的提前提高了其刑法上的辨认与控制能力，故应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2.由于近些年来低龄犯罪的增加，刑法应发挥其惩戒机能，对低龄犯罪行为予以打击。
笔者认为，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之高表明当前社会犯罪低龄化问题亟待解决，但是这一手段过于“简单粗暴”且未必“行之有效”。要真正解决问题，需要开始着手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
对于上述第一点理由，笔者认为，当前青少年具有刑法上意义的辨认、控制能力未必真的有显著提高。
刑法中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是一种推定，在经验领域，将刑事责任年龄与刑事责任能力“等价代换”。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并没有十分清晰的界限，但我国刑法规定了刚性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其后果就是导致该标准的精准性“先天不足”。故从法律角度来看，只要当前确定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无明显不当，争论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设置为12岁还是14岁无法律上的实质意义。刑事责任能力包括两个方面：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首先，不可否认当前青少年生理成熟的提前，部分12岁的孩子已经长到170cm的个头，生理成熟的提前虽然意味着其客观可以造成破坏的能力增强了，但并不意味着其具有刑法意义的心理（辨认、控制能力）的同步成熟。此外，随着通信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未成年人接受到的信息量之大前所未有。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成年人时常会感到自身对信息的辨别筛选判断能力的不足。于当前青少年而言，其接受到的信息量剧增并不必然表示其对于事务的辨认、控制能力的同步提升。青少年受到生理、心理发展以及阅历的客观限制，会对部分接收到的信息产生粗浅、片面乃至错误的认知。此外，青少年接触到的不当信息，反而不利于青少年辨认、控制能力的提升。比如：青少年可能知晓法律条文，但对违法行为的危害性，违反法律带来的相应后果认知不足；可能还缺乏对法律本身的认知与敬畏。倘若再受到不当信息的影响，容易产生知法犯法的行为。故笔者认为不可简单地以青少年接收到的信息量多就认定其具有足够的辨别、控制能力。
对于第二点理由，笔者认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不能有效减少未成年人犯罪。
《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指出，青少年时期是“最易沾染不良行为的时期”，处于这个时期的未成年人的犯罪动机和成年人是截然不同的。生理发展超前与心理发展相对滞后，接受信息量的庞大与体验阅历的相对匮乏所形成的巨大差距是未成年人越轨的主要原因。未成年人更多的是“错”而非“恶”。未成年人因其所处发展阶段的生理、心理的特殊性，对未成年人犯罪简单地以刑法处置的可行性是向来具有争议的。低龄化犯罪的增加与其说是一个刑法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社会问题，由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社会结构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通过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来用刑法解决问题，未免显得有些“简单粗暴”并且未必行之有效。考虑到造成低龄化犯罪增加的原因的复杂性，就不可以期待通过简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最后，笔者想说，修改刑事责任年龄的建议应当是建立和完善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体系的开始，而非最终的解决措施。对于未成年犯罪，应当给与适当的惩罚，这也是保护并教育改造未成年人的一部分。但总体上应当是“宽容而不纵容”，针对其可塑性强的特质，在给与其适当的惩罚的同时，应当积极的引导和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