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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法律动态:医疗保健与合法权利的交叉(第三方损害原则2)

时间:2021-10-07 来源:好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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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张骁华


【摘要】健康是基本人权,平等的获得医疗保健并以法律予以保障是一个符合逻辑的法律发展需要。本文通过阐述医疗保健与合法权利之间的交集,讨论了美国法律在这些方面的现状和发展。


【关键词】法律 健康 医疗 权利



引言

第一章 禁止跨性别青年:州立法机构和为未成年人争取性别平等医疗保健的斗争

A. 性别确认性医疗对跨性别青年的重要性

a. 心理健康

b. 社会融合

c. 法律地位

B. 拟议中的州立法禁止为跨性别青年提供性别确认性医疗

1. 背景和立法背景

2. 关于确认性别医疗禁令的解释

C. 反对性别歧视的宪法争论

1. 平等保护

2. 正当程序和父母权利

D. 结论


第二章 重新定义伤害:宗教豁免与第三方损害原则

A. 普遍适用的第三方损害原则

1. 《宗教豁免法案》(RFRA)颁布前的第三方损害原则

2. 《宗教豁免法案》(RFRA)颁布后的第三方损害原则

B. 后肯尼迪时代

1. 圣徒小姐妹案和第三方损害原则

2. 限缩第三方损害原则

C. 避孕法令的影响

D. 结论


第三章 生育的法律基础

第四章 Covid-19中的监禁条件以及疾控中心



正文


第二章 重新定义伤害:宗教豁免与第三方损害原则


B. 后肯尼迪时代


在肯尼迪大法官在最高法院任职的后期,他在构建该机构的宗教法理学和确保第三方损害原则广义概念的延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前文所述,肯尼迪大法官在Hobby Lobby案和Masterpiece 蛋糕店中提出的意见表明,他以“第三者损害”为标准,努力在宗教自由与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个人权利之间取得平衡。但是,随着肯尼迪大法官的退休和保守的卡瓦诺和巴雷特大法官的上台,阿利托大法官的“第三方损害原则”的狭义概念有可能最终取得胜利。在最近的宗教豁免案(圣徒小姐妹案)中,大多数人根本没有讨论“第三者损害”问题。圣徒小姐妹案中无视第三方损害的做法令人担忧,法院的新做法不是完全放弃第三方损害原则,而是重新制定它。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即使从字面上可以将圣徒小姐妹案理解为完全抛弃了“第三方损害原则”,但宪法法院的保守派人士和广泛的宗教豁免论支持者们仍然坚持宪法法院的民事权利原则。因此,在圣徒小姐妹案之后,第三方损害原则仍然很重要。但是,第三方损害原则将受限于现实损害和具体受害者的细节,而不是普遍化的原则。


1. 圣徒小姐妹案和第三方损害原则。圣徒小姐妹案是最高法院最近对宗教豁免的一次尝试。此案的争论焦点是特朗普政府在道德和宗教上对避孕法令的全面豁免,它允许所有反对避孕的雇主拒绝为其雇员提供全面的健康保险。政府估计,多达12.64万人将立即失去避孕药具保险,但法院支持豁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Hobby Lobby案中,法院声明对强制令的让步应该对雇员完全没有影响,在Masterpiece蛋糕店中,法院重申了广义的第三方损害原则,法院在圣徒小姐妹一案中提出的理由表明,“第三方损害”与法院的分析完全无关。相反,托马斯法官在他的最高法院的观点中认为,损害问题仅仅是一个政策问题,更适合针对国会。


虽然司法程序让案件看起来像是立法的需求,而且多数意见者最终也拒绝回应特朗普政府的论点,即豁免是《宗教豁免法案》的法定要求,但该决定仍然无视第三方损害,这显然是个重大事件。首先,豁免来自政府,而不是由宗教异议人请求,但这一事实不能解释第三方损害被无视,因为法院过去曾以豁免事项涉及法律禁止性损害为由驳回豁免。此外,大多数法官没有对第三方损害问题作出回应,但是金斯伯格大法官在异议中明确提到了这一点。


事实上,由于对第三方损害问题完全不予考虑,该判决可被解读为暗示所有反歧视法都有可能因宗教豁免而遭到破坏。与Hobby Lobby案和Masterpiece蛋糕店案不同,多数意见和阿利托法官的意见都没有对结果给出任何保证:如果特朗普政府的规定是种族歧视法豁免,结果将会不同。


即便如此,圣徒小姐妹案的结果也可能不会将Piggie Park和民权案件置于危险境地。在Hobby Lobby案中,阿利托法官明确表示,种族歧视的宗教豁免永远是法律禁止的,最高法院在Masterpiece蛋糕店案中引用了这一观点,从而含蓄地重申了Masterpiece蛋糕点案的审判观点。虽然最高法院在圣徒小姐妹案中没有提供类似的保证,但也没有证据表明保守派法官在这一点上改变了主意。宗教豁免的拥护者似乎也不相信最高法院准备在短期内降低对反种族歧视法的保护。在Fulton v. City of Philadelphia一案的口头辩论中,对这一问题的深切焦虑表现得非常明显,在这场辩论中,关于法院如何区分种族歧视豁免和损害其他群体的豁免的讨论异常激烈。


由于法院和寻求豁免的人似乎都不愿意将宗教豁免原则延伸到种族歧视豁免的程度,因此某些类型的损害就显得仍然很重要。有人会因此更倾向于认为圣徒小姐妹案不是完全拒绝第三方损害原则,而是一个首例案例,即法庭上的保守党无需再相信肯尼迪大法官所支持的普遍适用的第三方损害框架。


2. 限缩第三方损害原则。假设阿利托大法官和其他宗教豁免的倡导者确实在种族歧视豁免上划出了界限,那么保守派主导的最高法院如何在不损害Piggie Park和Bob Jones民权案的情况下扩大宗教豁免呢? 答案是某些第三方损害仍然很重要,这就挽救了民权案件。但现在又回到了前面的问题:损害的对象是谁,损害是什么。在《宗教豁免法案》的背景下,这意味着政府将不再能够援引防止损害来满足其法定利益。相反,它需要指出,在防止针对某些群体的损害方面,存在怎样的特定宪法利益。


以下是阿利托法官在圣徒小姐妹案中论证的分析框架。与拒绝正面回答《宗教豁免法令》问题而赢得两名自由派法官支持的多数派意见不同,阿利托法官会很高兴地发现,《宗教豁免法令》要求特朗普政府实施豁免。至关重要的是,在没有肯尼迪大法官决定性的投票的情况下,阿利托大法官最终拒绝了法令执行中的法定政府利益,这个法令是他在Hobby Lobby案中的争论议题。从那以后,阿利托法官做了两个重要的调整。首先,他将政府的法定利益定义为向所有妇女提供免费避孕用品。其次,他提出了一个强化的强制性利益测试:政府要确立法定利益,就必须证明,如果不向所有女性提供免费避孕用品,它将犯下最严重的滥用责任的行为。根据阿利托法官的说法,限制避孕法令的豁免没有令人信服的利益,因为没有宪法权利处于危险之中,而最高法院认为,购买和使用避孕药具是宪法权利,……它从未认为免费避孕是一项宪法权利。


阿利托法官最终将法定利益与损害联系在一起。因为宪法上没有免费避孕的权利,所以也就没有……范围以外的雇员负担;这些雇员必须是联邦法律规定的受益者。但是,阿利托法官的“没有负担”的措辞是用词不当,因为他同时承认,至少有一些员工的豁免会给他们带来负担。因此,阿利托法官的意见应该被更准确地解读为陈述新的第三方损害限制理论,在这种理论下,剥夺免费避孕并不是足以使政府利益具有说服力。用阿利托大法官的话来说,不能为所有女性提供免费避孕并不是政府能犯下的最严重的侵权行为之一,因为首先就没有免费避孕的实体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一位法律观察家凯文·拉塞尔认为,阿利托大法官可能早在他对Hobby Lobby案的法庭意见中就提出了该分析框架。罗素指出,阿利托法官坚持认为,该判决不会允许种族歧视的宗教豁免,而没有假设其他歧视也会获得宗教豁免,罗素相信,这个问题是需要辩论的。罗素猜测,这可能归结为最高法院如何定义法定政府利益,以及阿利托法官在圣徒小姐妹案中如何界定。罗素预测,该案中政府利益可能只涉及《宗教豁免法案》所要求的禁止种族歧视,而非性别、残疾或性取向歧视。拉塞尔将这种分析与第11修正案的案例相比较,在第11修正案中,最高法院必须决定国会是否可以废除涉及侵犯公民权利诉讼的州主权豁免。在这些案件中,最高法院通过在平等保护条款下的判例中给予受影响群体的审查程度来评估有争议的宪法权利的范围。类似的逻辑也适用于宗教豁免。


值得强调的是,阿利托法官对损害原则所持的狭义概念存在严重缺陷,原因至少有两个。首先,阿利托法官只承认与第三方损害分析相关的某些宪法上可认知的损害,没能就豁免的负外部性所导致的对政教条款的潜在违反作出解释。正如其他学者令人信服地证明的那样,法院的法理明确承认第三方损害原则,该原则规定,宗教豁免不能以不考虑其利益而将实质性负担转移给非受益人的方式构建。即使是根据《宗教豁免法案》制定的豁免也要受到政教条款规定的限制。例如,在避孕法令的背景下,通过将豁免反避孕信仰的物质成本从持有这些信仰的雇主转移到不持有这些信仰的雇员,《宗教豁免法案》对此的豁免违反了政教条款关于豁免的法律禁止性规定。


其次,《宗教豁免法案》的言辞支持对“重大利益”的广义解释,而不是阿利托法官新近的狭义观点。原因很简单:《宗教豁免法案》意在恢复在Sherbert v. Verner案和Wisconsin v. Yoder案中提出的法定利益检验,这些案件本身就说明了第三方损害原则,而且是在普遍适用的第三方损害原则占主导地位时期作出的裁决。在那个时代,法院似乎并不怀疑存在这样的法定利益;而将真正的重点放在确定某一豁免是否会给第三方造成负担。在那些年里,法院在不干涉他人权利或利益的情况下给予豁免,但在将原告的宗教信仰强加于他人的情况下予以拒绝。


尽管存在这些缺陷,但考虑到金斯伯格法官过早去世和巴雷特法官继任,阿利托法官关于第三方损害原则狭义概念的某些版本很可能在未来许多年里在最高法院获得多数人的支持。阿利托大法官为宗教豁免提供了一个新的路线图,允许法院支持Piggie Park案和Bob Jones案,同时继续在性少数群体权利、避孕和堕胎领域允许广泛的歧视性豁免。从这个角度来看,并不是所有的损害都是平等的,不同的阶层享有不同程度的宪法保护,而这种保护决定了某种特定伤害在多大程度上会超过宗教豁免。


【参考文献】


1. < DEVELOPMENTS IN THE LAW – INTERSECTIONS IN HEALTHCARE AND LEGAL RIGHTS >[J], By The Harvard Law Review, The University of Harvard Law Review, Volume 134 · April 2021 · Number 6,2158-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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