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在法不禁止的范围内以有偿或无偿的方式自由地选择、获知各种信息，比如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人际交流、通信来往及视听阅读传媒节目自主地获知信息、意见和知识。这是知情权实现的初级的(但绝不是次要的)最普遍的形式，属于自由权的实践范畴。目前国内的法律尚未对这种“知情自由”作专项的明示，但是在人身自由权、通信自由权，精神活动自由权等法权关系的调整范围内，都可以从不同角度推导出保护公民自由获知信息的法意。这种得到法律许可的知情自由在行使中存在着自己的法律界限和道德约束。例如，权利人不能以知情自由为借口非法获取受到法律明确保护的国家机密或商业秘密，也不应该以违法或有悖公德的手段获取他人的隐私，否则就会因权利的滥用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公众舆论的谴责。当然，国家机关或有关方面也不能以保密为借口，随意扩大保密权限，扣压、垄断本应由公众共享的信息资源，非法剥夺、阻障公民获知信息的自由。一般而言，当知情权以自由权的形式被公民合法享有和行使时，国家以及其它的义务人处于“被动”状态，通过抑制自己的作为来保障知情权的享有和行使，公民既不能被强迫接触法律禁止接触的信息，也不能被禁止知晓法律许可知晓的信息，否则便构成了对知情自由的侵害。

公民通过各种渠道享受国家机关和其它公共团体依法提供的信息服务，如气象部门每日发布的气象预报，电台、电视台每天播出的时事新闻等。在这里，法律并未直接赋予公民要求国家或有关社会组织提供信息服务的权利，但却具体规定了国家和有关的社会组织告示公众或向公众传达信息的职责与义务。公民获知信息的权益要求，通过国家和其它社会组织尽职尽责地履行信息服务的义务得以满足。与这种权益现象相联系的法律关系所直接保护的，往往是公众的知情利益而非公民个人的知情权利。因此，公民个人不能以义务人未尽职责为由提起诉讼。例如，即使气象台漏报了一条大风降温的预告或电视台迟播了一条重要的时事新闻，公民个人也无法通过诉讼的途径寻求救助，而只能依靠渎职者的上级部门在组织内部照章纠正和解决。不过，在一定条件下，为法律所明确保护的公众或个人的知情利益也可以逐渐转化成公民的知情权利。

所谓“一定的条件”主要是指：

1.此种公众的或者个人的知情利益受到日益频繁、严重的侵害，以致成为多数人难以充分切实地享受到的“虚置”的法定利益。只有将这种法定利益转化成可由受益人直接提出利益主张的权利，才能使其真正普惠于民，得到更有效的法律保障与社会监督。

2.此种公众或个人利益之享有对于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意义日益凸现，客观上需要法律设置权利加以保护，并且能够找到相应的立法方法、执法手段和司法尺度。在公民权利发展史上，这种从法益向法权的演化，是有先例可寻的，像环境权、隐私权、人格权等公民权利的确立，都属于这种情况。

基本形式之三是公民依法直接要求义务人为其获知信息提供服务，或依法诉请行政、司法部门排除侵权损害，救济利益缺失，合理地仲裁、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端与纠纷。前者如公民依《档案法》的规定到档案馆查阅档案，依《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规格、主要成份、检验合格证明等有关情况，后者如股份有限公司未按照《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履行有关文件和信息的公开、公布义务，给公民造成了经济损失，公民就可以依法请求侵权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公民在提出上述权利主张时，只要有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具备主张权利的要件并遵循相应的法律程序，一般就能平等地获得有关的知情权利能力。此外，某些受到特殊保护关系保护的公民，还享有知悉，获取某些特定信息的特殊权利能力。例如人大代表在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可以行使质询权，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这种由请求权支持的知情权利，是公民获知信息的最具权威性的法律手段。它的法律保障及实施效益，直接体现着一个国家的公民知情权法治水平。现在，我国法律中专项明示公民知情请求权的法律规范尚为数不多，它们主要分散在行政法，经济法、诉讼法等法律部门的个别法律文件之中。随着我国信息立法的发展，有关公民知情请求权的规定还将不断增加和完善。